1、高等教育的会所物品性质
根据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任何产出的接收者都应为其所获得的物品和劳务支付成本。但市场效率依靠于产出的排他性（Excludability）和角逐性（rivalry），假如产出不拥有有关性质，生产者就没办法获得相应的收益，从而不可以寄期望于市场提供足够的产出，教育就碰到如此的问题。于是，传统看法将高等教育视为公共物品（Publicgoods），并需要公共部门提供高等教育服务，却总是致使高等教育永久性的财政危机。鉴于此，本文觉得高等教育并不是纯公共物品（purepublicgoods），也不满足非排他性和非角逐性的特点[2]。
纯粹意义的公共物品（Samuelson,1954）具备以下特点：①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一旦某种物品或服务具备非排他性，则没用这种物品或服务的人不可以被排除在用这种物品或服务的功用以外，同时在一定量上这种功用是强加的。②非角逐性（Non|rivalry）。具备非排他性的物品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向额外的买家提供的边际本钱为零，每一个人效果最好率的消费单位是无穷大。但，纯公共物品几乎没有。所谓的公共物品都有其服务范围。区域公共物品（Localpublicgoods）不可以对外地人服务，全国公共物品不会为外国人服务，尤其是国防。国防和公共服务等一直被当作公共物品的产出也具备角逐性，由于无人可以同等得到。边陲小镇和首都获得的国防不会相同，同一城市不同社区得到的警察保护也会有差别。即便像有线电视如此每一个付费者都能赏析相同节目的服务，亦受线路宽度的影响。事实上，设计这种很狭窄的概念是为了说明，或许存在社会想要，但不可以由自发的私人市场提供的一类活动，只是日常很多的公共支出都是可以排除一些人享用的、即能整体也能部分消费的、技术上可以付费才能消费的公共支出的要紧种类（Steiner,1977）[3]，高等教育即是这类。
第一，高等教育具备排他性，存在排除学生获得服务的方法。高等教育消费的非整体性，使其消费在技术上易于分割。好似公共图馆的大门可以向未付费者关闭（尽管对有效供给具备决定意义的是能否从教育服务收益中排除其未付费者，而非从教室中排除未付费者），到现在为止，即便不通过收费方法，也有足够的策略屏蔽某个个体于高等教育以外，譬如分数、家庭出身、民族、宗教、性别、国籍。笔者不排除将来社会教育进步变化的可能，但从人类已有历史看，高等教育具备足够的排他性。当然，这种排他性并不是严格排他，买家要获得某种利益是很容易的。依据台伯特模型（Tieboutmodel）[4]，居民可根据对不同社区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偏好，用脚投票选择他们的社区。对高等教育而言，求学者可自由选择城市和学区，以获得具备肯定可替代性的教育服务。
第二，高等教育具备角逐性。参与经济活动的都是理性人，因为信息获得差别、利益差别、偏好不同，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各异的偏好次序和达成方法，而个人的偏好并不可以事先察看和预测，因此按不可能定理（Arrow,1951）试图在任何条件下，从个人偏好次序中推导出社会偏好次序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没办法确认社会福利函数的存在，帕雷托改进不可以达成。反映到教育范围，就是面对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一个学生获得的多了，另一个获得的就少。如左图所示，当更多的人加入高等教育行列时，因规模经济的效益，边际服务本钱MRC越来越降低，同时，边际拥挤本钱MCC因日益拥挤而上升。把边际拥挤本钱和边际服务本钱结合起来就得到右图下凹的边际本钱曲线。其下凹是什么原因：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偏好不同，常识背景、同意能力的差异。依据实质判断原理，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即便在相当规模的组织内，同质的个体也不会出现。）所致使的教育资源对不同学生的低可替代性。以课堂为例，课时固定而学生同意能力不同，按某一特定标准对所有学生讲课就会导致损失。班级规模越大,损失越多,因此有必要维持较小的规模。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对1|10人的班级评价最高，对35|100人的班级评价最低。即在给定的教育系统内，有唯一的最佳学生数目，一旦超越这一数目，新增的参与者就会对已有些参与这导致负功用，若需要同等功用，边际本钱就会上升。在右图中，伴随人数增多，拥挤日益紧急，就进入边际本钱上升的BC段。高等教育是要紧社会资源，优质有特点的高等教育更是一种稀缺资源，在系统拥挤时，其愈加稀缺。当整个系统达到拥挤点，边际本钱无限上升[5]，如座位坐满的教室不可能再为其他学生提供座位，这就须要新设一个班级，因此在原有MC线上又有一条新的MC线。这一过程的重复也就意味着MC不断提升，当其达到极点时，系统崩溃，只有新建系统才能解决问题。同时,因新增本钱将平摊至学费中，致使学费升高，搭便车的可能性消失（freerider）。
从以上剖析可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求学者付费才能享受高等教育服务，而高校可以以极低的本钱排斥未付费者。第二，高等教育服务存在拥挤现象，难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第三，拥挤达到一定量时，形成新的组织较有效率。因此，笔者将高等教育概念为会所物品（clubgoods）[6]，即排他性公共物品（excludablepublicgoods）的一种。在布坎南眼中，会所是大家自愿形成的协会，其排除非会员无需本钱，会员间没歧视，并由会员分摊相同的本钱和收益。会所中存在有效成员规模，同时最大化个人功用达成。功用来自三个方面：①物品或劳务的用法②分摊生产本钱③享有会员资格，高等教育同样具备这类特征。第一，高等教育服务一般由多人一同享用，私人单独同意这种服务可能带来低效率。尽管因个人偏好不同带来的巨大差异在一定量上会给别人带来负功用，但在规模适度的高等教育会所内，这种负功用是极其有限的，而正是受教育者人力资本异质性才促成了高等教育服务的多样性，致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二，高等教育服务生产本钱由参与者一同承担。第三，高等教育服务的同意者与生产者之间存在互相促进的关系（正所谓今日我以×大为荣，明日×大以我为荣，诸如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耶鲁大学的布什、克林顿、小布什。）高等教育是会所物品，私人就应当为其支付成本，这是第一部分的结论，也是全文的理论基础。
2、人力资本的产权归属
高等教育提供的是服务，这种服务的特殊性就是它是一种生产性服务。一方面教育服务对劳动的再生产来讲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要改变普通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肯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方法，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肯定的教育或练习，而这就得花费多少的产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伴随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讲是微乎其微的――包含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7]强调对普通劳动力微乎其微也正体现了高等教育对提高劳动力从事复杂劳动的技能有哪些用途。既然劳动力产品的价值中包含教育成本，由哪个支付是非常明显的。其次，这种服务一旦与人体结合，就会形成潜在的人力资本，而潜在的人力资本投入生产过程奖形成真正的人力资本，并带来巨大的收益。然而通过高等教育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的所有权限于体现它的人（Rosen，1985），同时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不可离别（Becker,1993），因而人力资本不可能像物质资本的产权通过分割来减少风险（其载体没办法分割），这就需要受教育者依据利益获得原则（哪个从教育中获得收益，哪个就应支付教育的经费，支付的数额与获益得多少成正比）买断人力资本全部产权。
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支付高等教育成本，就是买断人力资本的行为。其基本特点是:政府拟定计划。学生免费入学，公费医疗，毕业生统一分配。对不服从分配者取消分配资格作为惩罚，用人单位依据国家计划同意统一分配的学生。同时作为对未受教育者的补偿，人为缩小受教育者的薪资收入，使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与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的薪资收入差别小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差别，即受教育者多为社会作贡献。其理论依据是:由政府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投资收益是整个社会，私人不因人力资本存量而享有收益索取权。
从过程上看，这一套规范并无不妥之处，但因为先天缘由，它和计划经济下很多规范一样存在紧急的弊病。主要表目前三个方面：第一，紧急妨碍劳动力自主选择和和自由流动，抑制教育的配置能力[8]。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固然强调了党和政府配置人力资本的强大能力，在人力资本贫乏的进步中国家，这一点尤为重要，正由于这种强制力，才完成了像两弹一星如此的常识、技术密集型商品；但在其次，正由于人力资本贫乏，就更应当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其应有些用途，因为人力资本较强的专用性，挪作他用不但对资本所有者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浪费。然而对人力资本进行有效配置需要①计划者有充分信息②计划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利益取向或价值取向相同，即目的函数相同，因信息不对称、买卖本钱存在、不可能定理致使上述条件不可以达成，人力资本的浪费也就在所难免。
第二，限制人力资本载体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致使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不可分割，就决定了人力资本运用程度取决于载体的主观能动性。通常而言，只有载体的兴趣喜好得到满足、创造欲望在肯定条件下激活，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而当其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需要层次得到满足时，一个人能成为何，他就肯定能成为何（Maslow,1954）[9]。要想叫人力资本所有者发挥潜力，就需要消除不认可，提供认可（Herzberg,1959）[10]，满足其权力需要，归属需要，收获需要（McClelland，1953）[11]。用人单位被动同意毕业生，学生不可以依据个人的专长和偏好选择合适的职业和工作单位，最后结果只能是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因此过分强调螺丝钉的崇高境界，不但不可以使社会人自我达成，更是对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侵害。假如不考虑民族情感，那样在既定范围内没适合的工作机会以达成自我达成的状况下，为防止人力资本贬值，向外进步是唯一的选择，智商外流也就不可防止。
第三，以结构平等代替机会平等，抹煞三大差别，扭曲劳动价值论。单纯追求收入分配数额平等，是表面的公平，只有机会平等，让每一个成员都享有同等的可获得的机会、可参与的程度、可进入的范围，才是真正的公平。抹杀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重复劳动与创造性劳动的差别，不只使劳动者收入的层次没根据人力资本与收入的正有关关系得以反映，也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扭曲。
这种规范严重干扰了正确观念的树立，即高等教育只不过为受教育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非就业本身，以到今天天仍有相当多的人怀念分配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享有人力资本产权，自主择业，并为形成这种人力资本的高等教育支付成本，不是负担，而是权利。假如仍需要回到政府分配的老路上，不过是人力资本所有者舍弃产权罢了（这应当看作是民主意识不足的结果，于规范本身无关）。马克思早就说过，但凡工人有这种支出的时候，这种支出都是生产的，由于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12]，而劳动能力所以是生产的，是由于它的价值和它创造的价值之间有差别。[13]，这部分被资本家拿去了，但，假定没有任何资本，而工人自己占有我们的劳动剩余，即他创造的价值超越他消费的价值的余额，也就是说他创造新价值。[14]，而个人的充分进步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用途于劳动生产力[15]，那样，个人就应当为这种提高其劳动能力的教育支付成本。
3、私人支付高等教育成本的可能性
Jee|PengTan和AlainMingat1992年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人均GNP存在肯定的正有关关系。经回归剖析[16]（李文利、闵维方，2001），这一关系如表1所示。
表1人均GNP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模拟
资料来源:李文利、闵维方《国内高等教育进步规模的近况和潜力剖析》《高等教育研究》2001（2）本表假设人口负担率0.5不变。人口负担率（dependencyratio）指14岁以下或65岁以上的非劳动人口占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率。
由表1可知，在既定的人口负担率0.5下，伴随人均GNP的增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呈上升趋势。人均GNP为750USD时，毛入学率为15.5%，人均GNP为2000USD时，毛入学率为19.09%。因此，在中国现在的经济进步水平和人口负担水平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理论上完全能达到15%这一2010年的政策目的。但日常2000年毛入学率仅为11%，与模拟值相差4%。这样大的差异，从表象上看与国家财政投入不足有关，本质上则是现行高等教育模式与市场经济的冲突，即在僵化体制下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比率过低的表现，这就需要私人承担更多的高等教育成本。以下剖析居民对高等教育成本的承受能力。
第一，过度需要对高位学费形成有力支撑。在进步中国家，教育深化、高等教育需要过度现象十分常见。其缘由是：国家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很多补贴，私人能以较低本钱获得巨大回报，即私人收益过高学费相对较低。而在由学费和在校生人数构成的高等教育市场上，私人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曲线是下倾的，当价格（学费水平）过低而没达到均衡水平常，势必导致即定价格下的过度需要。只须学费水平越来越提升，过度需要就会渐渐减弱，最后达到供应求购平衡。均衡价格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学费提升的过程。
第二，伴随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居民对高等教育的现实支付能不断增强。对中国家庭来讲，因为传统文化洗礼，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迫切期望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但需要是有购买力的欲望，因收入限制，总是有效需要不足，甚至一些父母为了满足子女的高层次需要而舍弃自我的低层次需要[17]。因此，收入水平提升对解决这一问题具备决定意义。收入水平提升带来三个阶段或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阶段，恩格尔系数缓慢减少，教育支出比率不变，居民可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高等教育消费。这样的情况主要发生在收入提升的初始阶段。此时，尽管私人收入增加，但大多数增长被物价上涨抵消，因而居民消费仍以生计消费为主，具备肯定奢侈性的高等教育消费暂不考虑。于是恩格尔系数变化不大，教育消费支出比率亦没有明显变化；第二阶段，恩格尔系数飞速减少，高等教育支出比率飞速上升[18]。此时生计消费已趋于稳定，经济增长放缓，新增收入主要用于服务性消费，尤其是高等教育消费。消费相当一部分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低收入人群还未摆脱生计消费，但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进步的趋势已十分明显。只须提供足够数目并且适当的机会，居民有充分的教育投资动机；第三阶段，恩格尔系数减少趋缓，居民实质教育支付能力大为增强。此时居民的食品类消费不再是简单的生计消费，而由数目扩张型转向水平提升型，因而恩格尔系数不再发生显著变化。但在前述阶段积累的消费支出比率和继续增加的收入双重用途下，居民有能力承担更高的高等教育成本[19]。以上这三个阶段并非独立的按时间顺序进行，而是一个有机的过程，这里仅为说明问题而划分。
第三，国内人口负担率呈稳步降低趋势。人口负担率（dependencyratio）指14岁以下或65岁以上的非劳动人口占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率。对社会而言，这一比较越低，纳税人的经济负担越轻，从而私人分担教育本钱的能力越强。对家庭而言，人口负担率减少意味着子女体力和智商进步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如表2所示，国内人口负担率从1995年的50.22%降至1999年的46.14%，不只增大了私人投资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也为国内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表2全国人口负担率单位：%
年份19951996199719981999
全国人口负担率50.2248.8147.0946.546.1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
第四，国内高等教育尚处于精英阶段，相当比率的受教育者有较好的家庭背景和承担较高成本的能力。高等教育处于精英阶段并不意味着享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都来自高收入家庭，但在较为苛刻的条件下，因为客观缘由，来自高收入阶层的求学者显然占有优势。如表3所示，在小学四年级学生中，来自高收入家庭和次高入家庭的学生数目（48.48%）比来自低收入家庭和次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数目（40.69%）高7.79个百分点。即便是扩招后，在小学一年级学生中，亦有42.81%来自高收入家庭和次高入家庭。这类家庭一方面具备教育消费的强烈愿望，同时还拥有低收入家庭没办法达到的教育支付能力。高收入者为保证本人与其子女收入的源头不致枯竭，总是在教育方面投入很多的时间和资金。
表3不同收入区间的学生比重及其吉尼系数单位：%
资料来源：赵海利《重新审视本钱补偿对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影响――与陈晓宇、闵维方教师商榷》《教育进步研究》2001
在一般的状况下，学费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率不应过高，但在教育模式进步的不健全时期，短期内较高的学费是无奈的选择。
80年代初期发达国家人均GNP等于3名学生的高等教育经费，而最不发达国家3个公民创造的GNP才可以支持1名大学生就学。由此也就不难理解1975年韩国高校人均学费等于人均GNP的97.6%，伴随人均GNP高速增长，这一比率越来越降低，尽管这样，1995年仍高达44%[20]。
4、付费方法的选择
尽管一系列研究表明教育具备较大的外部性，假如依据边际本钱原则制定怎么收费，可能致使私人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达不到社会最佳水平，这并不是政府资助公办教育的原因。公办教育的一个目的是使贫困学生开发其人力资源，并通过将部分教育服务本钱由同意服务的学生转到纳税人身上达成。而日常政府资助的大学并非为了将购买力从纳税人向贫因家庭的学生转移而设计的，大部分学生来自高收入家庭，搭便车现象紧急，对其他部分愈加贫困的非大学生家庭课税来赞助中等收入和富裕家庭的学生显然有失公平。如表4所示，师范的学生大部分来自中高收入家庭，最低和次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比较少，特别是最低收入家庭比率更低。
表4不同收入区间的学生比重及其吉尼系数
资料来源：赵海利《重新审视本钱补偿对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影响――与陈晓宇、闵维方教师商榷》《教育进步研究》2001
出于下面缘由①高等教育具备外部性②资本市场不健全③信息和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在对社会而言最佳的高等教育需要水平上，大家并不想承担全部财政成本，一般怎么看这也是政府支持高等教育的依据。请注意这三点是针对全部高等教育而言的，但在实质中因为人为将公办和民办高校对立，却成为不公平待遇的基础。尽管民办高校对公办高校产生了负外部性[21]，但其正外部性并不因此消失，需要民办高校学生按市场价格支付全部显性本钱而公办高校学生享受部分免费亦不公平。同时在内，因为热点专业预期收益高，而冷门专业一般也是基础专业因预期收益低，就会发生社会的人才需要与本人的存活需要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显化为货币，面对相同的外部本钱，只能致使冷门专业学生水平降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自给是唯一选择。第一，只有学费等于全部显性本钱，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搭便车的问题（外部性暂不考虑）；只有让价格体系在全部高等教育服务中发挥用途，才能解决高等教育永久性的财政危机，继而达成高校良性进步。这种办法因为学费补偿全部显性本钱，学费成为学校主要收入来源，教育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大学间就能展开效率角逐，并将在提升教育服务的项目设置及技术上产生很多革新。对学生而言，这是以其综合素质提升、适应能力增强、预期收益提升为基础的，伴随时间的推移，更为平等的人力资本配置是大家之间的收入愈加平等[22]。至于基础专业，应提升其预期收益，使之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第二，遵照两个平等原则（机会平等原则：不管学生家境贫富，国家和社会都应最大限度地确保学生的受教育机会；成本负担相均衡原则：各阶层负担的成本与其支付能力相适应），由社会向贫困的学生直接提供教育成本（比如政府发放补贴，学生自主选择院校，政府不应当支付搭便车者）。因为正外部性，当政府想提升受教育者人数和水平，可以增加同意政府支持条件的学生人数，并减少条件。对于政府资助的规范，可按收入实行负所得税。
因为政府不可能资助全部成本，势必有一部分资金要从资本市场获得，鉴于助学贷款无息无抵押，同时同意者没办法用高等教育投资的将来收益作抵押，由商业银行运作显然不适合（这也是公办院校享有些待遇）因此可以考虑发行教育彩票[23]（李刚，2001），并由非盈利机构负责运营并向学生发放贷款。非盈利机构运营是慈善行为，在适合监督下可以有效发挥用途。彩票存在的问题是收入不适合地来自低收入家庭，多项调查表明，彩票业是一种累退性的稳含税，低收入者、受教育水平较低者将家庭收入用于彩票赌博的比率远高于高收入家庭（CharlesT.ClotfelterandPhillipJ.Cook,1987）[24]，以美国伊利诺伊州为例（该州彩票业的收入被指定用于教育），教育因彩票业收入而获益，该收益又落实到伊利诺伊州购买彩票的低收入家庭，这减轻了（隐含税的）累退性，但远未达到消除它的水平（MaryO.BorgandPaulM.Mason，1988）[25]，只不过现在尚无比发行彩票更好的方法（与政府支持相比，回报低收入者的资金较多，两害相权取其轻）。
除此之外一个方法就是企业买断学生人力资本，为其提供学费、奖学金或贷款，典型的如共建学院、委托培养，国防奖学金也属这类。
作者介绍：孙镭
